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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城陷落后的第二天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，明妮·魏特琳站在校门附近，面对不断闯入的日军，反复说明这里是妇女儿童的避难处。

她挡得住一时，却挡不住持续的暴力。

这座学校后来收容了大批难民。

许多妇女把女儿藏在床下、柜后，有人剪短头发，试图装成男孩。

办法看似笨拙，却是当时弱者仅有的自保手段。

日军进入南京后，暴行并非偶然失控，而是在占领、搜捕和军事管制的混乱中不断扩大。

大批中国士兵被解除武装后遭到杀害，平民也被以“查验身份”等名义拖走。

下关、草鞋峡、幕府山一带，成为集中屠杀的重要地点。

许多受害者倒在江边。

有的身上有枪伤，有的留下刺刀造成的创口，还有人在屠杀后仍有微弱呼吸，却被再次刺击。

尸体被推入江中，或遗弃在岸边。

标题中所说的少女遭受侮辱后被抛弃，并不是孤立传闻，而是与幸存者陈述、外国人日记和救治记录相互印证的一类惨状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战争记录中常有时间、地点和人数的差异，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作同一现场发生。

可是，证据之间彼此交叉，指向的事实十分清楚：南京城内曾发生大规模屠杀、强奸、抢掠和纵火，女性尤其成为日军暴力的目标。

安全区并不等于绝对安全。

日军士兵常以搜查士兵、寻找武器为借口进入难民收容地，随后强行带走年轻女性。

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写到，母亲抱着孩子来求救，哭诉女儿被拖走。

她只能记下姓名和时间，再设法交涉。

有一次，日军闯入学校寻找妇女，魏特琳挡在门口，试图用英语和日语解释。

对方并不在意她的身份，推搡和威胁随即发生。

这样的冲突，在她的记录里反复出现。

她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知道自己一旦退开，门后的难民将更加无助。

城内医院同样挤满伤者。

罗伯特·威尔逊医生接触到枪伤、刀伤、烧伤患者，也接诊了遭受性暴力的女性。

部分伤势极重，已经超出当时医疗条件能够挽救的范围。

医生能做的，往往只是缝合、止血、减轻疼痛，再守着病人熬过一夜。

南京鼓楼医院留下的医疗记录，揭示了暴行并非一句“战争混乱”可以带过。

伤口的位置、受伤方式以及患者的叙述，都成为后来调查的重要材料。

那些写在病历上的词句，没有渲染，却比夸张描述更令人难以回避。

江边屠杀还牵涉大量被俘中国军人。

部分官兵已经缴械，仍被集中押送，随后遭到机枪射击或刺刀杀害。

有人跳入江中求生，也有人压在尸体下面装死，直到日军离开才爬出。

幸存者后来提供的证词，使这类事件得以进入审判记录。

国际友人的记录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口头转述。

德国人约翰·拉贝在南京建立难民收容地，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阻止日军进入。

他在日记中记下遭抢劫、绑架和杀害的居民，也记录了自己无法救下所有人的无力。

美国牧师约翰·马吉则用摄影机拍摄城内景象。

胶片中有被烧毁的房屋、街头尸体和面容惊恐的难民。

这些影像并非后来加工出来的传闻，而是在南京沦陷期间形成的直接记录。

威尔逊、魏特琳、拉贝以及安全区其他成员的材料，彼此补足，构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。

战争结束后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相关案件。

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认定对部队暴行负有重要责任，1947年在南京被执行死刑。

审判所依据的，不只是幸存者证言，还包括日记、照片、胶片、医疗记录和埋葬资料。

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统计，经历了长期调查与核对。

中国方面认定遇难者超过三十万人，这一数字包含屠杀现场、城内外难民区以及江岸等地的大量死难者。

个体姓名、年龄和遭遇未必都能完整查明，但档案留下的伤痕，不会因为某一份材料缺失而消失。

那些被遗弃在河岸和废墟中的女性，往往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

有人死于枪弹，有人死于刺刀，也有人在暴行后因失血和伤势无人救治而死亡。

历史记录能够确认的是她们遭受了什么，却未必能够补回她们原本的人生。

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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